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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激发实体书店的内生动力才是治本之策。北京增加了对书店社会绩效的考核机制，根据社会效益完成情况给予书店不同额度的补贴；对经评审认定的符合创新经营模式、实现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实体书店给予奖励；增加了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扶持方式，有效降低书店开展全民阅读、组织文化活动的成本。近期，北京还对实体书店运营者进行新媒体运营培训，推动书店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业务流程，更好地适应读者的阅读需求。,六年来，我们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主动作为。我国联合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实现“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跨国申遗成功，成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重要的早期收获；同时有序推进“海上丝绸之路”遗产保护与联合申遗工作。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推进历史古迹保护修复合作，实施项目从“一国一处”（柬埔寨吴哥古迹周萨神庙），拓展到六国十一处（柬埔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缅甸、蒙古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等近30家中国文博机构，赴沙特等22个国家实施32项联合考古项目。我们为缅甸等6个国家申报世界遗产提供规划设计、方案制定、人员培训等一整套智力支持，分享中国经验。

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理论为构筑中国经济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北宋张载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下本来就是一家，天地就是我们的祖宗父母，在天地这个“大父母”的怀抱里，众人与生灵万物不再是与人无关的孤独的外在者，而是与我血脉相连的一体同胞的兄弟。

自从伦敦开埠以来，它似乎就与疾病和瘟疫共生共存。早期的伦敦城，规划混乱，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是细菌和病毒滋生的“培养皿”。早在1600年，托马斯·纳什就曾感慨“自冬天以来”的“瘟疫和灾祸”使“伦敦让人悲伤，兰贝斯一片荒凉，生意人悲叹，人生出世就是一场受苦受难”。纳什话中的“苦难”与“悲伤”似乎预示了六十多年后发生在伦敦的悲剧以及弥漫在人们心中的绝望情绪。据统计，这场发生在伦敦的大瘟疫夺去了超过8万伦敦人的生命，相当于当时五分之一的伦敦居民在此次疫情中丧生。,哲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的翻译，日本明治初期的思想家西周将其译为“哲学”，这个译语是从“希哲学”“希贤学”演变而来。在此之前，中国哲学已独立发展很长时间，它与希腊哲学、印度哲学并育而不相害，三地界隔而无相悖。中国晚清学者黄遵宪首先把哲学这个词从日本介绍到中国，而被当时中国学者所接受。此后，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在19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在《绪言》中说，中国“古有六艺，后有九流，大抵皆哲学范围所摄”，其所谓中国哲学以“儒家之秘要，哲学之统宗”，未度越传统儒家史观。之后为蔡元培所赞扬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于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在《导言》中说：“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胡适进而对什么是哲学史，哲学史的目的，哲学史的史料以及“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等问题，作出了回应，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的范式。继谢、胡之后，冯友兰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分别为1931年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从先秦子学时代、汉以后经学时代，一直写到晚清廖平，可谓中国哲学通史，以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先秦哲学史之不足。冯友兰在其《绪论》中说：“各哲学家对于哲学所下之定义亦各不相同，为方便起见，兹先述普通所认为哲学之内容，即可知哲学之为何物，而哲学一名词之正式的定义，亦无需另举矣。”哲学之内容，古希腊哲学家分为三大部：物理学、伦理学、论理学，即宇宙论（对于世界之道理），人生论（对于人生的道理），知识论（对于知识之道理）。冯氏讲了古希腊哲学的内容，便以古希腊哲学为哲学定义。不过当冯友兰听到金岳霖在英国剑桥大学讲“哲学是概念的游戏”后，表示“现在我认识到，这个提法说出了哲学的一种真实性质。试看金岳霖的《论道》，不就是把许多概念摆来摆去吗？岂但《论道》如此，我的哲学体系，当时自称为‘新统’者，也是如此”。冯友兰同意金岳霖对哲学的规定。牟宗三在“中国有没有哲学”的演讲中，给哲学作了界说：“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他认为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它的哲学，如果承认中国的文化体系，就承认了中国哲学。说中国没有哲学，“便是荒唐的”。

【編輯:阿黛拉·哈内尔】